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日上午召开主题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新闻发布会。住建部副部长齐骥与该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沈建忠、住房保障司司长冯俊详细解读了今年的房价调控意图。成都商报记者获悉，今年全国投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总量约1.3万亿元，有望令保障性住房建设总量首次超越商品房。与此同时，租金水平也将纳入房价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

    核心词：保障房

    齐骥首先给记者们报了个账———去年全国销售商品住房9.3亿平方米，算下来大约900万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今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如果商品住房按照去年的规模来向市场提供的话，今年我们国家会头一次在住房供应方面，保障类住房超过市场类住房。”

    对于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标任务，齐骥对其构成进行了分解：一是400万套棚户区改造住房，二是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即限套型面积、限销售价位）近200万套，三是廉租房160多万套、公共租赁住房近220万套。

    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齐骥预计，“十二五”期间将新建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3600万套，因此“十二五”末或“十三五”初期，城镇居民住房结构将发生很大的变化，20%以上家庭的住房将通过政府保障或者政策支持解决。

    建保障房的1.3万亿从哪来？

    核心词：建设资金

    齐骥预计，今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预算约为1.3万亿元。这1.3万亿元从哪里来呢？据齐骥透露，近200万套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建设资金约需5000亿元，将主要由社会机构通过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

    400万套棚户区改造所需要的年度投资，也在50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将提供400亿元左右的资金支持，省和市县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来支持棚户区改造。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以后，由工矿企业和被改造的职工筹集的，大约有3400亿元。

    “总体算下来，完成今年1000万套的任务，有8000多亿元是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被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筹集来的，剩余的5000多亿元的资金，将由中央、省级和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齐骥说。

    政府准备从哪里筹集这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呢？齐骥说，首先，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地方政府要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在财政预算中要列支一部分。

    其次，今年要严格执行土地出让净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比例不低于10%的规定；资金缺口大的地方，要进一步提高比例。有些地方把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土地净收益计提比例提高到20%。这是一大笔资金。

    第三是住房公积金。按规定，各地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风险准备金等费用外，要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去年全国公积金增值净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有50多亿元，今年会有进一步提升。“我们还开展了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去年计划了400多亿元，今年还要有这样一个指标。”

    同时，今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元的国债当中，地方要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除此之外，为了确保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落实，我们还提出和建议了一系列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比如，在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时，保留了为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融资平台，这个融资平台可以继续运作而且要发展。”齐骥说。

    “通过现有的资金渠道和一些新的政策支持，今年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齐骥说。

    三种模式建设 政府核定供应对象

    核心词：公租房

    “建设近220万套公共租赁住房，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齐骥坦言，去年各地开工建设公租房仅40多万套，集中在沿海地区用工较集中的城市和部分内地大城市。今年将要建设的公租房仍将集中在上述区域，但所需资金猛增，单靠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尚无法满足建设条件，因此需要创新建设模式。

    “我们想，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主要可以有三种模式，”齐骥逐一进行了解释。第一种是政府出地、政府投资、政府管理，像建设廉租住房一样，由政府无偿划拨土地，由政府融资建设。

    第二种是政府划拨土地，吸引社会机构来参与建设。特别是在一些用工比较集中的开发区、产业园区和一些用工比较集中的大企业，可以采用。

    第三种是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指定用于建公共租赁住房，让各类企业通过市场方式取得这些土地，然后自己去建设公租房，并拥有这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的所有权。

    但是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公共租赁住房的供应对象由政府来核定以后，给予许可。

    严肃查处哄抬租价等违规行为

    核心词：出租房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部分城市房屋租金明显上涨。对此沈建忠回应，租金调控应该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各级政府有责任重视租金调控工作。

    沈建忠介绍，近期租金上涨有三个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一些热点城市、重点城市、大城市；二是一些中小套型的普通住宅；三是在特定的区域，包括一些地铁沿线和一些学区即有重点学校的周边地区。租金涨了，对中低收入的租赁群体影响比较大。

    沈建忠认为，租金上涨主要原因是供求矛盾问题。首先是季节性因素，特别是春节后，外来人口回城务工，这是租房需求集中时期。

    其次，目前租赁房来源主要以分散的、个体的市场为主，受房源影响较大。第三，由于通胀和加息的预期，加上现在住房租售比和国际上比较还处在较高的水平，现在一线大城市大部分达到500：1以上，所以理论上它有上涨的空间。此外，市场监管方面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我想，租金的调控应该也是房价调控的一部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责任来重视这项调控的工作。”沈建忠认为，租赁需求仍属于刚性需求，因此调控应更多地强调增加供应。

    此外，要加强市场监管，最近住建部已出台《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和《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当前的工作主要是抓好落实，发现有哄抬租价、欺骗老百姓等违规行为的，就要严肃查处。

    中长期政策

    正修订《房地产法》

    投资客“往后排”

    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走向到底如何？齐骥认为，总体看仍是缓解住房供需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增加商品房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需要使得增加的住房供应部分能尽量满足合理需求。

    “我们目前调控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些不是当下马上需要居住来购买房子的这部分消费者往后排一排。”齐骥说，国务院要求部分城市出台“限购令”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而短时间内，在供给不能完全满足各种需求的情况下，调控的重点在于让暂时有限的供给去提供给那些最需要居住而购房的消费者。

    沈建忠说，我们还要加强长效机制建设，特别是中长期政策的研究。

    一是目前正在修订的《房地产法》，我们正在考虑加强对租赁内容的完善和调整，特别是对租客的权益要给予保障。另外，还要配合一些城市搞房产税的试点，在租赁的税负方面做一些研究，基本的想法就是规范，税负要合理，征管要严，要有利于出租。

    二是鼓励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专业性的公司来做出租住房的经营业务。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中长期的融资渠道还不畅，所以我们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证券化试点、投融资试点，来为中长期的融资开辟新渠道。

    此外，我们还要探索一些更多扩大出租房源的方法和途径，比如有些地方正在探索，集体土地将来可不可以让农民来入股，自己来建，自己来管理，然后作为出租的房源，来解决一些城郊结合部或者中低收入群体的租房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郑锐 综合新华社